一些人企图通过最初便强调问题的解决与时间无关来拔掉问题的牙齿，似乎这是不证自明的；但那些严肃地对待这一问题的人们认识到，它必然首先是关系到时间的事件。
人们如何能把伦理学限定于个人的正确思考或者私人的道德上呢？这里需要探讨的一个问题是：是否一个特定的人或特定的群体可能找到一种答案，而且当这个问题在我们面前出现时，我们能够把什么样的正确性、什么样的理由限定在这个问题上呢？它不可抗拒地向我们指明善的行为的总体观念，如同向我们指明纯粹意志的观念一样，显然这种绝不能被否定的总体性，实际上是通过太平盛世的观念以及它的衍生物来表示的。
在这种联系中，我只能为了同乡拉加兹多一句嘴了，在其他问题上，我似乎与他迥然不同。就像他问我们一样，我们可能自问是否道德成熟的标志确实是一种冷淡、毫无热情、完全不相信社会状态和世界和平。从关于我们应当做什么这一问题出发，从伦理学的观点来看，这种怀疑论的确是没有根据的。事实上，拉加兹的许多批评家对未来都有一种与他不同的理想，这仅仅是因为他们目光短浅，视阈范围的颜色多少有些不同罢了。例如，倘若他们在信奉德国或者教会，抑或未来的使命中获得满足的话，倘若他们相信自己关于国际联盟的看法，或让我们来说，相信类似的迈向太平盛世的下一步的话，他们可能不会，而且也不必仍旧以更长的半径，或者从略微不同的圆心出发画自己希望的圆圈吧？所有关于历史目的的观点都是“想象的”，我们今天所有关于下一步可以走向哪里的想法也是如此。在近期和遥远目的中的本质成分，只要它们是伦理的，就一定是非常相似的。惟一的问题——这是我们应当从拉加兹那里学到的问题——是人们在并不热情地接受这些观点的前提下，能否真正地使伦理学问题具体化。瑞士的宗教社会主义者并没有像亚陶斯那样容易地被免职，或者像在“犁沟”中的施拉特一样更容易被抛弃，尽管他们可以这样做，而且这是惟一顺手牵羊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