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可法给多尔衮的回信理所当然地义正辞严，一如这位短小身材的高级官员严肃的脸。然而，在一个以实力说话的年头，无论多么义正辞严的回信都显得苍白无力。最终，这两个敌对政权之间的所有矛盾，唯有用武力来解决。
多尔衮接到回信后，他失去了继续劝降的耐心，遂于甲申年十月二十四日，直接向南明君臣下了战书。这道传檄江南各地的文告中，多尔衮历数南明君臣身负三桩罪责：“尔南方诸臣，当明国崇祯皇帝遭流贼之难，陵阙焚毁，国破家亡，不遣一兵，不发一矢，如鼠藏穴，其罪一；及我兵进剿，流贼西奔，尔南方尚未知京师确信，又无遗诏，擅立福王，其罪二；流贼为尔大仇，不思往讨，而诸将各自拥众，扰害良民，自生反侧，以启兵端，其罪三。唯此三罪，天下所共愤，王法所不赦，用是恭承天命，爰整六师，问罪征讨。”
二　不成气候的小朝廷
考察中国历史，有一个令人深省的现象，那就是原本立国于北方或中原的王朝，由于遭到外敌毁灭性打击，往往都会采取退往南方再图中兴的策略。比如西晋为前赵所灭后，皇族司马睿即逃往建康，以偏安的方式再续晋朝大统一百余年；再比如北宋为金所灭后，皇子赵构逃往临安，也以偏安的方式再续宋朝大统一百余年。甲申之变，北中国落入清朝手中，坐镇南京的衮衮诸公们都有理由相信，由于南京原本就有一套留守的政府班底，在南京延续大明国祚的把握要远远胜过仓皇奔赴南方的司马睿和赵构。但叫人意外的是，与东晋和南宋相比，南明政权存续的时间短得可怜。清代学者戴名世在他的《弘光朝伪东宫伪后及党祸纪略》中对此大为感慨：呜呼，自古南渡灭亡之速，未有如明之弘光者也。地大于宋端，亲近于晋元，统正于李昪，而其亡忽焉。——与东晋和南宋相比，南明的政权基础、物质积累和军队保有量都更为优越，却没能像东晋和南宋那样偏安上百年，而是昙花一现，这里面一定有一些因由。这因由，归纳起来不外乎三点：君王昏庸，奸臣弄权，武将私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