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阿英:《一九三四年中国文学小记》,载《文艺电影》,1935(2)。
[9] 许钦文:《历史作品中的事实》,载《申报·自由谈》,1935(5)。
[10] 曹聚仁:《历史小品脞谈》(二),载《申报·自由谈》,1935(2)。
[11] 汪毅中、姚春树:《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初步考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3)。
[12] 金宏达:《论历史讽喻小说》,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4);“历史讽喻小说”并非金宏达首先提出,此前,王瑶《新文学史稿》第二编第八章就有一节专门论述“历史讽喻小说”。
[13] 王富仁、柳凤九:《中国现代历史小说论(一)》,载《鲁迅研究月刊》,1998(3)。
[14] 欧阳健:《历史小说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3,第14~15页。
二、“解释”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间的第二个十年,重写史乘的小说大量出现。许多很有影响的杂志开始刊载这类小说,关于历史题材作品的评论也逐渐增多。重写的作者既有郭沫若、茅盾、郑振铎等知名的作家,也有如孟超、冯乃超这般文坛上的新秀。阿英在总结1934年的中国文坛时,特别提出“历史小说的新倾向”。[1]李程骅分析“三十年代历史小说的总体倾向”,认为当时创作基点往往是“革命的功利主义”,他将30年代历史题材小说数量猛增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文学外部的力量——社会发展的冲击:大革命失败后开始的是军阀混战以及专制统治,“九一八”之后又加上外患,作家对国家、民族抱有深切的忧虑,而创作环境的限制使他们不能畅所欲言,于是借助历史人物故事来表达自己的情感与认知[2]。金宏达也指出“历史讽喻小说”在30年代有着“更大的勃兴”,他主要从题材开拓、写作方法实验的角度分析这些重写史乘的小说。[3]王富仁则将1927年到1937年这段时间称为现代历史小说的繁荣期,他指出,这时期有三种题材最突出:农民起义、爱国主义、政治斗争,而农民起义题材的历史小说可以说是30年代的主流。王富仁从社会背景、思想观念、题材开拓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农民起义题材小说的兴起,“是当时空前尖锐的社会矛盾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传播的结果,同时也是当时左翼作家对中国现代历史小说题材的新开拓”。[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