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阿英：《一九三四年中国文学小记》，载《文艺电影》，1935（2）。
[9] 许钦文：《历史作品中的事实》，载《申报·自由谈》，1935（5）。
[10] 曹聚仁：《历史小品脞谈》（二），载《申报·自由谈》，1935（2）。
[11] 汪毅中、姚春树：《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初步考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3）。
[12] 金宏达：《论历史讽喻小说》，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4）；“历史讽喻小说”并非金宏达首先提出，此前，王瑶《新文学史稿》第二编第八章就有一节专门论述“历史讽喻小说”。
[13] 王富仁、柳凤九：《中国现代历史小说论（一）》，载《鲁迅研究月刊》，1998（3）。
[14] 欧阳健：《历史小说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3，第14～15页。
二、“解释”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间的第二个十年，重写史乘的小说大量出现。许多很有影响的杂志开始刊载这类小说，关于历史题材作品的评论也逐渐增多。重写的作者既有郭沫若、茅盾、郑振铎等知名的作家，也有如孟超、冯乃超这般文坛上的新秀。阿英在总结1934年的中国文坛时，特别提出“历史小说的新倾向”。[1]李程骅分析“三十年代历史小说的总体倾向”，认为当时创作基点往往是“革命的功利主义”，他将30年代历史题材小说数量猛增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文学外部的力量——社会发展的冲击：大革命失败后开始的是军阀混战以及专制统治，“九一八”之后又加上外患，作家对国家、民族抱有深切的忧虑，而创作环境的限制使他们不能畅所欲言，于是借助历史人物故事来表达自己的情感与认知[2]。金宏达也指出“历史讽喻小说”在30年代有着“更大的勃兴”，他主要从题材开拓、写作方法实验的角度分析这些重写史乘的小说。[3]王富仁则将1927年到1937年这段时间称为现代历史小说的繁荣期，他指出，这时期有三种题材最突出：农民起义、爱国主义、政治斗争，而农民起义题材的历史小说可以说是30年代的主流。王富仁从社会背景、思想观念、题材开拓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农民起义题材小说的兴起，“是当时空前尖锐的社会矛盾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传播的结果，同时也是当时左翼作家对中国现代历史小说题材的新开拓”。[4]